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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终极信仰与道德的普遍性为背景的儒家的角色伦理、处境伦理的体验方式，饱含着具体理性，以简单抽象的方式去对待，在理解上或不能相应。
‘而易行乎其中矣者，变易之道，行乎知礼之中，言知礼与易而并行也。这样的社会地位区分系统，也就是礼，它规定了每个人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，因此，每个人都要在其中确定自己的位置、角色。
例如，在父亲面前，儿子永远是儿子的角色。这让人先起陈胜的名言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（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[13]） 这种得位观念比起上文所谈的正位以及当位来说是更积极的，但是比起下文将要讨论的设位观念来说则仍然有消极的意味。这些不同时代的家庭形式具有不同的家庭伦理，不同的礼的制度、不同的位的安排、不同的角色定位。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位而无德： 子曰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……不胜其任也。例如，《说卦传》说： 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错。
这一点是可以与生活儒学的观念相通的。[③] 黄玉顺：《中国正义论的重建——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。要实现对社会的操控，弱民之志很是关键。
与其看孔子在《儒行》篇装神弄鬼，不如去看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可见儒家传统的尊重一词，指的位尊、权重。五、儒家的治道可能由于孔子小时候缺乏亲情，缺乏社会关爱。怂恿秦始皇杀天下术士的正是儒生李斯，即使不承认他是儒家，事实上他就是荀子的学生。
与任职7天既不审而杀少正卯一起，表现了孔子对付敌人时秋风式的肃杀和干净利落，杀人不眨眼。儒家的华夷之辩，将他们视为异类的同时也缔造了汉民族。
但孔子又认为如果父母、君父不听从，还是要不违要执行之。孟子认为君王应该先亲其亲，后亲臣子，再亲百姓。墨家经典被儒家基本烧光，我们就结合全部古之道术诸子的经典。这种儒家式地上天国，不但符合儒家的等级社会主张，而且迎合了人们希望平等、富足的愿望。
可见那些乡绅手里并没有多少强制力。官权既是规则制定者，又是裁判员。秦国传统上就尊《易》，而贬诗书。先秦孔孟等儒生提及的乐，全部是君王制作来教化百姓的韶武象之类。
鲁侯和墨子首先都问：这就是所谓儒服吗？也就是说连周礼在鲁的鲁侯，和走过70多诸侯国的墨子都没有见过儒服。目的是获得道德神圣性。
对外战争不被孔子所主张。恰好迎合了孔子渴望亲情的心理。
那么君王哪里来的东西去养民？哪里来的东西去给百姓分田地？所以儒家必须主张制民之产。尊重不是顺从和立虚名，而是尊重其自然真实，以之为鉴。原因很简单，只要你主张官方去教化百姓，就是在用君王的脑子去替换百姓自己的脑子。当时的看门人要么是身体残疾。9第二、儒家高调宣扬一种：在王公大人负责管制、分配下的，人人平等亲爱、生活富足的社会理想。而儒家从一个哭丧起家的学派，最终一统天下主导中国人至今。
墨家的主张是要兼爱，不要相亏害。孔子烧掉华夏的最宝贵财富，只能说是一种没有种的行为，却也不能过于苛责。
在这种极端情绪中，还加入了谦下元素。阶层与阶层相争，收买其中一方做打手即可，另一方也不得不低头。
是维持儒家理想社会的必须。他们的学生李悝、吴起等，在魏国发明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制。
墨家认为「倚者不可正也」，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。些微的发展苗头，都因为损及儒家、孔子的神圣性而被扼杀了。笔者对他们就抱有最深切的同情。华夏民族原先以游牧民族为主体，所谓夷人、犬戎、匈奴等等本是华夏民族内的兄弟部落。
作为与儒家并列的显学，直到秦末韩非著作中仍然称显荣天下者众的墨家。最具欺骗性的就是这一连串的高调。
孔子的父亲叔梁纥，因为犯罪被贬去看门。所以人与人面对相别相争，必须以「兼爱」、「兼取」、「兼以易别」为基础，以「一同天下之义」为基础。
现在却变成了儒家天天挂在嘴上的骄傲。而先秦其他学派的经典里，没有人能找出类似的主张。
倒腾来倒腾去，结果还是一样。他们认识不到自己身上也有卑劣的种子。完全没有必要去参考什么儒学。正因为儒家意识里就是亲疏有别的。
以家庭伦理推导家国架构和秩序，是儒家特色，其他学派都无法与儒家相比。笔者在微博模拟了一下通儒院审贪官，兹抄录在此：《通儒院审贪官》贪官辩称：孔圣曰，亲亲为大，亲疏有别。
但是《论语》最后那几句是后儒加入，本身就不是什么孔子或者亲传弟子言。他们的依据是《诗经》里的民之父母和民父母。
孔子说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因为当时人们的流动性小，近亲结婚容易生出低能儿。
